浪漫的理想主義者

  曾經有人問攝影大師力金史密斯說：

「人們稱你為浪漫的理想主義者，你對這個稱呼作何感想？」

他回答：「我不曉得那什麼意思，平常老是叫我浪漫派的人，都是由於他們在生活中嘲諷憤世，並受盡挫折，所以什麼也信不過了，而當我堅持信念時，他們就稱我為浪漫主義者」

尤金史密斯是一個報導攝影記者，他在日本小漁村住了四年半，揭發了一家工廠排放含有水銀的廢水污染，這也是二十世紀全世界最大的公害案例，水銀中毒事件。甚至他在調查其間，被工廠派出的打手差一點打死，在醫院急救了好幾個月。可是他依舊不屈不撓，堅持信念，完成報導。

尤金史密斯這一段話幾十年來一直忘不了，是因為從學生起，我就常被同學們以「浪漫的理想主義者」稱之。可是我覺得很冤枉，因為我認為我的每個所謂的「理想」，其實都是切實可行，基本上我是個很實際的人，做事講求效率，怎麼會被誤以為像不食人間煙火般所謂浪漫的理想家？至今，多年不見的老同學或久未往來的朋友，得知我年紀已一把卻仍在社團中奔波，仍堅持不隨著「撈金」行業多賺些錢而搖頭說：不改理想主義個性。

　可是，若是跟我在一起努力的伙伴，會說我是現實主義者，因為我的每個構想，每個步驟，都是可以達成的，而且效率及效益都很好。

　這兩種極端不相容，好像對立的屬性，我從來不認為彼此是矛盾的，因此，我會稱呼自己是個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首先，一定得現實，因為你得先活下來才能談到其他，可是活下來不只是隨著眾人苟延殘喘，應該是得朝著理想前進。如何兼顧所謂的理想與現實？我始終認為「技術問題一定可以解決的。」

　因此，我從來不認為有什麼好為理想掙扎的。有時候，一些年輕的朋友會自尋煩惱地徘徊於「理想與現實」之間，好像很痛苦地猶豫。我覺得這些大概都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之類的無病呻吟。

不過，我之所以認為「技術問題一定可以解決的」，也願意去面對解決煩瑣的技術問題，來自於我也了解到人心的軟弱與黑暗面，所以儘量不去指責批判那些對我們不友善甚至懷有惡意的人，不讓挫折干擾我們的情緒。

很多年前，曾經看到專門出版兒童讀物的小魯出版社社長陳衛平先生寫的一封信（寫給他們社裏出國進修的同事），非常感動，也非常感慨：

「理想是必須的，但實踐理想的方法卻是迂迴的、妥協的，甚至是委屈的。在古代，知識份子要為天下蒼生做點事，往往要通過忠君來實現，那個君是聖賢還是混蛋，你都得忠，不然就要革命、造反。在現代，表面上看起來多元化了，但實際上往往要透過企業化、商品化的手段來實踐一些想法。然而人海茫茫，升沈孰易，這中間難道不也是有無限委屈嗎？做出版，要與小稅吏錙銖必較、要和中盤商斤斤計較、要和媒體週旋、要和業務的貪婪挑戰、要面對製造商的因循茍且、要圖破同業唯利是圖的競爭……擁抱它們無非是為了委屈地實踐一些理念，其間並無特別矛盾之處。但每當我面向這些俗務之際，也會興起不如歸去的感慨。可是人世間本來就如此，萬法唯心，沒有修練，眼中何來淨土？現實與理想本來就該有落差的，

否則我們就不必努力了，不是嗎？」

其實我已經很久不敢講「理想」這兩個字，因為「說理想太沈重了！」不過，我們算是十足的「實效主義」，為了達到某些想法，所以總會想法子找到可能的途徑；我也不太敢用「執著」這麼神聖的名詞，只是我知道單獨的活動不足以成事，所以總是持續做每一件值得做的事。

我不認為理直的人，氣一定得壯，因為歷史告訴我們，逞英雄的人，一定是悲劇下場（所謂悲劇英雄是也），一旦成為悲劇英雄，事實上是做不了任何事情的。對於一個「實效主義」者，把事情做成最重要，逞英雄、做明星、做聖人，成就一些虛名是完全沒意義的。因此，為了達到一個良善的想法，為了推動某些觀念，我們有時候也得迂迴，有時候也得妥協，因為形勢比人強，是非與真理要靠人的力量才能實現，在沒有力量的狀況下，是非與真理對現實並沒有幫助。只是，在迂迴、妥協的時候，得非常謹慎，不要失掉了我們原先的堅持與想法。

很多年來，我不再為自己訂目標，不再侈言理想使命，我只是要求自己做對的事情。我對未來，只有方向，希望每天能朝對方向前進一些些，我不給自己壓力，每天只做自己能做的事，每天只想自己能做的事。所以我不會徬徨於理想或現實，因為我不認為這是對立的，二擇一的。

於是，當我很實際的一天天往前走，驀然回首，年少的想望竟然在不經意中都實現了。